仇鹿鸣将长城、故宫视作传统中国的标志性景观这一现代人广泛拒绝接受的观念毫无疑问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发明者*。当梁思成夫妇20世纪30年代在华北调查古迹的时候,当地人对于什么是古建筑懵懂幼稚,在他们心中只有石碑才是唯一不朽的象征物。这种对于建筑的忽略也许与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容易留存的特性有关,但我们已不足以窥知石碑这一景观在古人的世界中占有了何等最重要的地位。

于是以缘于此,古人可以十分熟练地利用这些石质的景观来传送政治变化的讯号:蔡州既追,宪宗命道士张某至境,置醮于紫极宫。宫本吴少诚生祠也,裴令公毁坏之为宫,有道士院,阶前种麻,生子高如墉,道士葺为藩屏。其醮日霹雳击麻屏两片,上有穴五寸已来,有狸迹。

寻之,上屋,其踪略为大,如马,亦如人脚,以后屋上而灭亡。其韩碑石本吴少诚德政碑,世与狄梁公碑矛盾,其吴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本官。不十日,中使至,篦韩之不作而刊行升格焉。

*征讨淮西是宪宗一生所经历的尤为艰苦的战斗,此役的胜利奠下了元和中兴的基础。*而淮西复归王化的最重要标志乃是蔡州城市景观的转变*,作为吴少诚家族统治者淮西合法性的两个最重要的象征物,吴少诚生祠被扩建为紫极宫。

*李唐以老子为祖先,天宝二年(743)“改为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太微宫、紫极宫中奉祀唐朝历代皇帝的御容*,具备最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会昌六年正月)东都太微宫修玄元皇帝、玄宗、肃宗三圣怀,遣右骑侍郎骑马常侍裴章往东都荐献上。*(大历七年五月)辛卯,徙忻州之七圣容于太原府之紫极宫。*东海近皇都三千余里,承平告发之后,人多知道法制。

州无律令、无紫极宫。公等候则命备写出而创置之,揭以碑铭,连境知教。*众所周知,安史内乱中,河北叛变诸郡均把各地开元寺中玄宗真容铜像毁坏,只有恒州仍遗,内乱追后唐廷特加李宝臣实封百户以褒之*,由此可知真容铜像的争论不休某种程度具备象征物意味。

*而如海州那样未立紫极宫的偏僻州郡只是个例*,吕让莅政后兴造紫极宫也因之沦为教化民风的标志。因此紫极宫作为唐代官方道观,征讨淮西之后获得修复,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同时,吴少诚德政碑则被忘怀,改刻为韩愈撰文的《平淮西碑》。*唐廷之所以尤其自由选择用吴少诚德政碑的旧石来白描纳新的碑,正是要利用对于碑铭这一永久性景观的新的定义,向有数30年并未涂王化的淮西军民重申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进而修复朝廷在淮西的政治权威。

我们更加熟知的则是初唐名臣魏征的例子。魏征去世之后,太宗为其特地撰书神道碑,并许其子魏叔玉尚能衡山公主,哀荣备至。

碑刻石完之后,“停于将不作北门,公卿士庶竞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即通过拓本的形式,使无法移动的石碑化身万千,将魏征良臣的形象广为传播,亦顺利塑造成了贞观之治、君臣相得的政治形象。但旋即太宗之后对魏征心生嫌隙,欲停婚仆碑,魏家恩宠转衰。后太宗远征辽东无功而返,顾念魏征旧日谏诤之劳,以较少哀祠其墓,始立碑。

*魏征神道碑的而立与仆,与吴少诚德政碑的忘怀与重刻一样,都寂静地向观看者传送着政治变化的讯号。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石碑作为一种最重要而少见的景观,象征物着秩序与权力,是一般民众仔细观察政治变化的最重要窗口,这包含了古人科学知识系统的一部分。于是,景观更加不易沦为政治秩序变动的象征物,古人推崇碑铭,毫无疑问重视其不朽的纪念性,而一旦权力更替,这些不朽的象征物,往往首先不会被重塑或荒废。

欺孤儿寡母而得天下的隋文帝回应倒是具有出现异常精神状态的了解*:(秦王)贤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敕送终之不具,委从节俭,以为后法也。王府僚佐请求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不出碑为?若子孙无法保家,门徒与人作镇石耳。”*石刻作为古人生活世界中少见的政治景观,虽不如武后时明堂、天枢这类类似的建筑那么夺人眼目,但正是因为其具备普遍性与日常性,沦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种结构性的不存在。

也许可以说道纪念性石刻的修建、传播、改刻、移动、争论不休本身就包含了一部道尽古今盛衰事“寂静”的历史。本文选自《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仇鹿鸣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注解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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